阅读笔记：《当呼吸化为空气》
《当呼吸化为空气》，震撼40国读者的“生命之书”，《纽约时报》非虚构类NO.1，美亚排名第一，4000 五星好评！
作者：保罗·卡拉尼什
阅读时间：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18日，2017年4月19日，2017年4月20日
我虽死去——代译序
我曾经因为一场意外，在医院度过了半年漫长的时光。病床上的我慢慢好转，却目睹了种种人间悲喜：喝醉闹事受伤后仍然大打出手，第二天又泪眼相向、和好如初的夫妻；做工时被轧断十指工厂却拒绝赔付的女孩；因为骨质疏松被送进医院，最后却查出骨癌的老太太。
只是，再看到医生的文字，斯人已逝。两年前我读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已经在2015年的春日走了。医者终究无法自救。死后，家人把他患病期间的文字集结成这本When Breath Becomes Air（《当呼吸化为空气》），现在就摆在我面前。白色的封面，简单地印着书名，“Air”那个小点被设计成一片淡蓝色的羽毛，竟像飞到了我心头，萦绕不去。
与保罗的无限对话
书中的保罗是个无比坦诚的讲述者。他讲述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在文学中探寻人生的意义；讲述自己为了更进一步去感受生死，弃文从医。
身体已然垮掉，灵魂需要拯救。保罗在这时又求助于文学。其实看完整本书不难发现，即使是在查出癌症之前，日理万机、忙于拯救别人生命的保罗，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对文学的热爱。
别因为你要死了才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件事情，而是要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去做。
就像维基斯的序言中所说，我是在保罗死后，才真正认识他，成为他的朋友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留下的这些力透纸背的文字。
我和保罗的关系很微妙。和大多数读者一样，我从没见过保罗，只能凭他的书和照片，想象他生前的模样。但我现在每天走的路，是保罗生前最后几年时间里每天都走过的路。
保罗以被诊断为肺癌末期后的心境为引子，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回顾一生。
在反复阅读保罗的书之后，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本文字堆叠而成的自传，还包含着太多关于生命的事。他共事过的同事的生命、他照顾过的病人的生命、他家人的生命，还有他自己的生命。
医生是一种每天都徘徊在病人生死之间的职业。生离死别的故事与伴随而来的令人心碎的哭声是工作环境的背景音乐。
保罗短暂一生的成就：斯坦福学士、剑桥硕士、耶鲁医学博士、斯坦福神经外科医生，还有那数不清的学术奖项与荣耀。这一切在他人眼里可能看似金光闪闪，但保罗从来不是为着这些而努力的。他只是自始至终忠于自己所追寻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而认真活着而已。
生命的意义包罗万象，但每个单一的生命点，最终都是为了桥接过去和未来而存在着。
当下的我是有限的，未来的我们却是无穷的。生命本身的存在和延续就赋予了生命不可剥夺的意义在里头，一种近似返璞归真的存在主义。
保罗的书包含的绝不仅止于此。过段时间再读一次，说不定又会有令人惊异的新启发。
英文版序言
我们聊了他对写作和阅读与生俱来的热爱。
保罗写的东西，真是令人叫绝。他随便写点什么，都会充满冲击力。但他的选材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专注于写时间，写生病之后时间对于他的意义。这样的主题，让他的文章变得那样尖锐深刻，令人沉痛。
序幕
他的文字中，有种诚恳正直，让我惊羡不已。
致谢
墙上有面镜子，我能看到她正在谷歌上搜索我说的术语。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
还有，这种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艰难日子也快要到头了。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
“我不跟你一起去纽约。”出发几天前，她宣布。她要搬出去住一个星期，想趁这个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的婚姻状况。她这番话说得很平静，却让我更加头昏脑涨了。
我心想，如果我得了癌症，那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那些朋友了；如果没得，那更没理由取消这次行程了。
早饭时间我通常都在呼呼大睡，午饭时才摇摇晃晃地走到餐桌前，盯着盘子里满满的豆焖肉和蟹腿，却完全没有胃口。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准备继续睡觉了。
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湖光山色、鸟鸣绿树、四岁孩子嬉闹的一片祥和之中，却埋头于一本关于死亡的黑暗之书。
做第一很容易：找到那个第一名，然后比他多得一分。
她在印度主修的是生理学，二十三岁就结了婚，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生活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三个孩子身上，所以书单上很多书她自己也没读过。但她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这上面。十岁的时候，她就让我读《1984》，里面关于性的描写让我震惊不已，然而，也是这样点点滴滴的潜移默化，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语言文字。
《1984》之后，我们按照书单，非常系统地读了无数作家的作品：《基督山伯爵》、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鲁滨孙漂流记》、《艾凡赫》13 、果戈理的戏剧、《最后的莫希干人》、狄更斯、马克·吐温、简·奥斯丁、《水手比利·巴德》14 ……十二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挑书看了。哥哥苏曼又给我寄来大学里读的书：《君主论》、《堂吉诃德》、《老实人》、《亚瑟之死》15 、《贝奥武甫》、梭罗、萨特、加缪，等等。有的印象不深，有的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丽新世界》16 奠定了我初期的道德哲学，还成为我申请大学时论述文的主题，我在文中提出，快乐幸福并非生命的意义。在必经的青春期烦恼中，《哈姆雷特》无数次陪伴着我走过。《致羞涩的情人》17 和其他浪漫的诗歌让我和我的朋友在整个高中生涯经历了不少“快乐的倒霉事”。
书籍成为我最形影不离的密友，就像精心制作的镜头，为我展开新世界的大好风景。
那是一本五百页的小说，《撒旦：不幸的卡斯勒医生的心理疗法与治愈》，作者杰里米·莱文18 。我把书拿回家，一天就看完了。这书没什么内涵，本应该很有趣的，但真的没什么意思。不过里面倒是漫不经心地提出了一个假设：思想不过就是大脑运转的产物。
文学是人类的一大财富和意义，而通过某种方式实现文学价值的，就是大脑这个机器。这真是神奇的魔法。那天晚上，在自己房间里，我打开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好几十遍的红色斯坦福课程总目录，手里拿着一支荧光笔。之前我已经标记了很多文学课程。现在，我开始寻找生物和神经系统科学的相关课程了。
我学习的最大动力，不是成就感，而是一种求知欲，我非常认真地想要探究，是什么让人类的生命充满意义？我仍然认为，文学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而神经系统科学则探索大脑最为优雅的规律。
T.S.艾略特的《荒原》中就有令人难忘的诗句，深刻地表明了孤独隔绝的生活没有意义，以及对人情纽带的强烈渴望。艾略特那些比喻也渗透进我自己的写作语言。其他作家也让我产生共鸣。比如纳博科夫，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遭遇世事变迁之后，会对别人的遭遇麻木无情。康拉德，他坚定地认为人与人之间错误的交流沟通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我眼里，文学不仅描写了别人的生活，还为我们提供了道德反思最丰富的资料。
我和不同的人与事物建立联系，赋予自己生命丰富的意义。某些夜晚，我们一堆人会围坐在餐厅桌边，和营地的助理主管同饮威士忌。他叫莫，是斯坦福校友，暂时休学的英文博士。我们畅谈文学，畅谈壮年人生各种沉甸甸的责任。
接下来的两年我也一直坚持探索，致力于更深入地了解精神世界。我学习文学与哲学，探究生活的意义；我学习神经科学，在一个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室工作，了解大脑的运行机制，比如如何赋予一个有机探索世界深意的能力，如何让我和一群亲密的朋友通过恶作剧加深友情。
我环视四周，发现除了我们没有其他外人来访。我问导览是不是通常都如此。
导览解释说，病人刚送来的时候，家人会经常来，有的每天都来，有的甚至一天两次。然后可能慢慢变成隔天来一次。后来就只有周末才来了。时间长了，过几个月才来，甚至几年才来看一次。反正次数是逐渐减少的，可能每年就是在病人的生日和圣诞节，象征性地来探望一下。最后，大多数家人都搬家了，似乎离得越远越好。
大脑可以赋予我们建立关系，让生命充满意义的能力。但有时候，大脑也会破坏这种能力。
我已经把语言视作一种几乎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让我们那一厘米厚头盖骨下隐藏的大脑沟通共享。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一个单词才有意义。而生命是否有意义，某种程度上要看我们建立的关系的深度。就是人类的关联性加强了生命的意义。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语言”，比如激情、饥饿与爱，一定通过某种方式，与神经元、消化道和心脏的跳动产生联系，不管这联系多么错综复杂。
伟大的文学作品能提供属于它本身的工具，吸引和催促读者去运用它们的语汇系统。我的论文研究的是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
我大学里最好的一些朋友准备前往纽约，开始混艺术圈，有的去演喜剧，有的去做记者、搞电视。
好几个教授都建议我，在完全脱离学术界之前，可以再读一个科学医药历史与哲学的学位。于是我就申请了剑桥的科学史与哲学专业，也被录取了。
我越来越强烈地认为，要对生与死的问题有实质性的道德意见，关键在于对其有直接体验。我开始觉得言语和说出言语时的空气一样，轻飘飘的。一番审视和反省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在确认已经明确的事实：我想要直接的体验。只有从医，我才能追寻严肃的生理哲学。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比起行动，思考实在是微不足道。我完成学位，回到美国。我要去耶鲁医学院了。
尸体解剖是医学生的重大仪式，但也侵犯了圣洁的神明，
一天的时候，你完全做不到。
面对的属于自己的那具尸体，有点发青，有点肿胀，但他曾经是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亡，这样的事实无可否认。
我发现，跟非医学生聊天，讲有关尸体的事情时，我会强调这事有多怪异，多可怕，多荒谬可笑，好像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看，虽然我每周六个小时都在切割尸体，但我是正常人。
当然，活着的时候，这些病人是自愿免费捐献遗体的——我们面对这些尸体，用词也很快变成这种现实的反映。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再“尸体尸体”地叫，最好说“捐献者”。
解剖实验中，死者被具体化，真正被分解成器官、组织、神经、肌肉。
医生们以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入侵人体。他们看到的，都是人们最脆弱、最恐惧、最私密的时候。他们治愈病人，护送他们重新回到滚滚红尘，自己却转身离开。
一切生物，不管是金鱼，还是可爱的小孩，都难逃一死。
我第一次见证出生，也是第一次见证死亡。当时我刚刚通过医师认证的第一阶段考试，整整两年，高强度的学习，埋在书山之中，在图书馆独坐到深夜，在咖啡馆聚精会神地看课堂笔记，躺在床上也不忘看自制的学习卡。
在病房里真刀真枪地学做医生，和在教室里做医学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
那一刻我满脑子都是塞缪尔·贝克特29 的隐喻，正与这对走到生命尽头的双胞胎相合：“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
不知何故，我必须坚信，这个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智慧。毕竟，一天前我刚刚迈入医院大门时，生与死还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现在，我已经近距离地直面二者。也许贝克特笔下的波卓31 说得对，生命就是转瞬即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过程中。
读完医学院之后，大多数学生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专业，上班时间比较人性化，工资比较高，压力比较小。他们在申请医学院时写就的雄心壮志，要么打了折扣，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世上99%的人选工作都是这样的：薪水、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事实本来就是如此，选择工作的时候，当然要把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哪管什么使命的召唤。
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
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
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脑科手术应该是他们一生中最戏剧化的事情了，是一件会对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如此的紧要关头，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存还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样的人生才值得一活。
脑部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经历，任何神经上的问题都迫使病人和家属去思考（理想的状况是，有医生指导他们）：到底是什么，才赋予生命以意义，从而值得一活？
吃饭的时候记得用左手。你要学会左右开弓。
带我的是个很开朗的医生，本来应该给我一些说明和指导，却只是交给我一份四十三个病人的名单：“我只需要跟你说一件事：他们永远可以给你带来更多伤害，但他们无法让时间停止向前。”说完他就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简单看作病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历都当作真正的病人来看待。
有时候，这种沉重感非常明显。压力与沮丧弥漫在空气中。一般情况下你都注意不到，只是将这愁云惨雾呼吸进去。但在某些时候，比如闷热潮湿的日子里，它本身的力量就能让你窒息。有些日子，我在医院的感觉，就像酷暑之中被困在没有尽头的丛林，大汗淋漓，浑身湿透，死者家属们的眼泪就像大雨，倾盆而下。
高强度的工作安排当然有负面影响。虽然官方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每周八十八小时，但我们每周基本上要工作一百个小时。事情总是做不完的。
工作的时候我倒是精神百倍，但一走出医院，筋疲力尽的感觉立刻就会击中我。我踉踉跄跄地穿过停车场，总要先在车里打一会儿盹，然后再开十五分钟的车回家，瘫倒在床。
注: 要尽量在感到疲劳之前就休息，不要过度。
随着我的技术日益精进，我的责任也重大起来。我学习如何判断哪些病人的命救得了，哪些难逃一死，哪些不能仅凭我的判断来决定。
有些人坚守在此生，睁大双眼想活下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不到。而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学会去裁决。
我选择医疗事业，部分原因是想追寻死神：抓住他，掀开他神秘的斗篷，与他坚定地四目相对。神经外科对于我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大脑与意识的交缠，更在于生与死的纠葛。
我看过了太多的痛苦，更糟糕的是，我开始习以为常。一个溺水，或者说“溺血”的人，会努力去调整自己，学会漂浮，学会游泳，甚至开始享受人生，和医生护士交心，因为他们和你绑在同一条船上，陷在同样的风浪中。
严重的脑损伤会带来超乎寻常的痛苦，而家人的痛苦往往要胜于病患，看不到完整意义的，不仅仅是医生而已。围绕在床边的家人，看着他们亲爱的人头部面目全非，脑子完全伤成一团糨糊，他们通常也看不到完整的意义。他们看到的是过去，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回忆，因为当下遭遇而感受到的更深的爱，全都由眼前这具躯体所代表。
我必须帮助这些家人明白，他们所熟知的那个人，那个充满活力的完整的人，现在只存在于过去了，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来决定他/她想要的未来：轻松地一死百了，还是一袋袋的液体这边进，那边出，尽管无力挣扎，也要坚持活下去。
他那么亲切和蔼地与病人交流，春风化雨般在病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是让我备受启发和鼓舞。
无论什么大病，都能完全改变一个病人以及全家人的生活。
病人听到神经外科医生的诊断时，他们的眼神，就像解体的碎片——这个比喻最最恰切不过。有时候，消息太惊人了，脑子几乎会“短路”。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心因性”综合征。有些人听到坏消息后会昏过去，这种综合征就是更为严重的情况。
我的一个病人，刚被诊断出脑癌时，突然就倒地昏迷了。
如果是一大碗悲剧，最好一勺一勺慢慢地喂。很少有病人要求一口气吃完，大多数都需要时间去消化。他们没有问手术预后的情况。这和创伤科不一样，在那里你只有十分钟时间解释并做出重大的决定，在这里我可以慢慢把事情讲清楚。
我不会说“存活期是十一个月”或者“你有95%的机会在两年内死亡”，而是说：“大多数病人都活了好几个月到好几年。”
我觉得，当不能准确判断的时候，说出具体时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没有哪一天哪一秒质疑过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或者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得。那是一种召唤，保卫生命的召唤，不仅仅是保卫生命，也是保卫别人的个性，甚至说保卫灵魂也不为过。这种召唤的神圣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意识到，在给病人的脑部做手术之前，我必须首先了解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价值观，他为了什么活着，要遭遇什么样的灾难，才能合理地终止这条生命。
神经外科是个很特别的医学分支，光在神经外科上出色是不够的，还要成为对一切都精通的多面手。要做个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必须迎接挑战，在其他领域也出类拔萃。有时候跨界跨得很广，比如桑杰·古普塔39 ，既是神经外科医生，又是记者。不过大多数时候，医生还是会选择和医学有关的领域。最严苛而又最能取得盛名的道路，是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
科学，实在是最充满政治性、竞争最激烈、最你死我活的行业，处处布满了走捷径的诱惑。
大多数科学家都争先恐后地在最负盛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以求扬名科学界。而V则坚持说，我们唯一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维护科学的真实性，决不妥协。
“保罗，”他说，“你觉得我的生命有意义吗？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吗？”
真是令人震惊。我眼中的道德模范在面对死亡时，竟然也会问这些问题。V的手术，化疗和放疗过程很艰难，但很成功。一年后他重返工作岗位，而我也即将回到医院继续临床工作。他的头发变得花白稀疏，眼中原本飞扬的神采也变得黯淡无光。我们最后一次每周例会时，他看着我，说：“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才感觉一切都值得。是啊，为了我的孩子我什么都愿意承受，但从今天开始，我才觉得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
住院医中流传着一句话：日子很长，但年岁很短。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一天，一般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手术结束。具体何时结束，则部分取决于你在手术室的手脚麻利程度。
住院医生的手术技能高低，要从技巧和速度两个方面来判断。你不能粗枝大叶，也不能慢吞吞。
住院总医生会对新手建议：“现在就要锻炼速度，技巧可以后面再培养。”手术室里，大家的眼睛总是盯着钟表。这是为了病人：他被麻醉多久了？长时间的手术中，神经可能被破坏，肌肉可能会崩溃，肾脏可能会衰竭。也是为了所有人：我们今晚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手术室？
手术室里的时间很有趣，不管你是发疯般向前冲，还是稳扎稳打不紧不慢，都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海德格尔42 曾说过：无聊，就是感受到时间的流逝。那么，手术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全神贯注的工作让时钟的指针失去了意义，随便怎么走都行。两个小时也可能就像短短的一分钟。等最后一针缝完，给伤口上了药，正常的时间突然又开始了。
注: 如果你够专注，走的就不是正常的时间。
一天深夜，我和神经外科一个主治医生一起动手术，纠正脑干畸形的枕骨下颅骨切除术。这是最要求优雅精确的手术，这个部位大概是全身最难动的部位。
在神经外科，你必须对自己的技术精益求精，也需要努力确保病人的个性不受影响，仍然鲜活。决定手术，不仅是对自己的能力做出评估，也要深刻了解病人的特性，以及他/她所珍视的东西。脑中有些区域被看作是几乎不可侵犯的，比如大脑皮质运动中枢，如果遭到破坏，就会引起身体某些部位瘫痪。但最最神圣而不可触碰的皮质，是控制语言的。一般来说都在左脑，被称为韦尼克区和布罗卡氏区，一个理解语言，一个产生语言。布罗卡氏区的损伤会导致写和说的能力缺失，尽管病人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依旧正常。韦尼克区的损伤会让人失去对语言的理解能力，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句不成句，毫无意义。如果两个区都遭到损伤，病人就变成了一座孤岛，人性最核心的部分永远消失。
这些语言中枢遭遇肿瘤或畸形时，外科医生会采取很多预警措施：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扫描，事无巨细的神经心理学检查。
有时候，说“不”是我们的职责。
我的感觉是，生理、道德、生命与死亡这些原本各自为阵的绳索，终于开始彼此交织了，慢慢成形，就算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系统，至少也是连贯一致的世界观，我在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要求很高的领域工作的医生们，见到病人的时候，都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真实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生命与个性受到威胁。医生们的职责，包括去了解病人的生命因为什么而宝贵，而值得一活，并好好计划，可能的话，要尽可能保留这些东西——如果不行的话，就让病人去得安详体面。
死神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人。我们和病人，活着，呼吸着，作为正在新陈代谢的生命体，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是被动的——这是你和你身边的人需要接受的现实。
支撑我们继续下去的秘诀在于，明白打从发牌的那刻起，你已必输无疑，你会手滑，你会判断失误，但即便如此也要拼尽全力为病人奋战到底。你永远无法到达完美的境地，但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和追求，你能看见那无限接近完美的渐进曲线。
如果我编书，就要汇编一部人类死亡记录，同时附上以下注解：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人生活。
——《探究哲理即是学习死亡》，米歇尔·德·蒙田46
重大疾病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要将你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觉仿佛神迹降临，强烈的光突然刺进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更像有谁刚刚用燃烧弹炸毁了你一心一意前进的道路。现在我必须绕道而行。
我之前的人生一直在积累潜力，现在这些潜力都将是无用的了。我本来有那么多计划，那么接近事业巅峰。现在我体力不支，重病缠身，我想象的未来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轰然崩塌。
我的亲朋好友很快寻遍了各自在医疗行业的人脉，看谁是美国最好的肺癌医生。
我略略想了想冥冥中的一系列事件：我满世界飘游，然后电脑随机地进行一通匹配，我就到这里做了住院医生，最后被诊断出绝症，又分配到一个最好的医生手里。
我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医院的时候，心里真是想不通，仅仅六天前，我还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将近三十六个小时，难道一周的时间，就变得这么虚弱了？是啊，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
不过，做得最多的事，还是休息。
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张露西和我的合影出神。那是医学院时期照的，我们在跳舞，在开怀大笑。真是太忧伤了，照片里的两个人，正一起计划着新生活，对以后的苦难毫不知情，我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体会出什么问题。
注: 时间要花在看得见的地方。所谓看得见的地方，是指看得见的成就，看得见的故事。
我从一个医生，一下子变成了病人，整个过程真是措手不及，慌张忙乱，我的家人也卷入其中。
我们本来有个理财计划，几天前还充满信心地觉得，未来一年我的收入会翻个六倍。而现在，这个计划风雨飘摇。
我立刻对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我做神经外科手术也是如此，随时都有方案A、B、C，以防万一。
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后，同样地，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对死亡的感觉变得更尖锐和强烈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层面可以解决的了。死亡临近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绕道而活。
第二天，露西和我去了精子银行，我留下一些生殖细胞，也给自己多留了条路。我们原本计划等我住院医生的生涯结束后就要孩子，但现在……抗癌药物对我的精子的影响还不得而知，所以，如果还想要孩子，我们不得不在开始治疗之前冷冻一些精子。
英语里的“希望（hope）”这个词出现在大概一千年前，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但我现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
我发现，当自己成为这个数据中的一员时，我与数据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病人们寻求的，不是医生们没说出口的科学知识，而是那种必须靠自己才能获得的稳妥的真切感。
尽管我很清楚人的特性不仅来自于大脑，但现在也只能完全听大脑的摆布和支配了。那个热爱远足、露营、跑步，会通过热情的拥抱来表达爱意，会把侄女高高抛起逗得她咯咯直笑的男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充其量也只能把他作为“奋斗目标”而已。
通常来说，得了癌症的人都会选择休假，和家人一起，慢慢接受现实
“我早就给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职业规划，头二十年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面二十年去写东西。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在‘后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如果我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那就比较容易决定。如果我还有两年，那我就去写东西。如果还有十年，那我就回去做手术，做研究。”
我又开始和好些相关的医疗人士定期见面，和肿瘤专家的约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这还不够，露西坚持带我去见一个专门针对癌症病人的夫妻关系专家。
如果死亡的沉重感不会减轻一分一毫，那么至少，能不能变得更习以为常一些？
被诊断出绝症之后，我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答案是：为什么不是我？）我很了解相关的医疗服务、并发症和治疗方法。
借助医疗和科研方面所受的训练，我得以分析各种数据。
当我的生命正在消逝时，去培养一个新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在不能保证充足时间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去为我的事业抗争，重新去实现我多年来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壮志。和我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一活。
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作为医生，你当然了解生病是怎么回事，但如果不亲身经历，你就不算真正了解。跟坠入爱河或者生孩子是一样的。
在物理疗法上，我还没进展到举重物的那一步，只是抬抬腿什么的。这就已经累得我筋疲力尽了，真是丢脸。我的脑子还在，但根本找不回以前的自己了。
负责我物理治疗的教练凯伦问我有什么目标，我说了两个：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出去跑个步。身体虚弱了，决心就变得很重要。我每天都坚持锻炼，力量每增加一点，我的世界就更宽广一点，我自身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点。
走出她的诊室，我就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没有工作，过去的那一个自己，那个神经外科医生，那个科学家，那个相对来说眼前有一片光明坦途的年轻人，仿佛迷失在了某个地方。在家里，我虚弱疲惫，也不是露西的好丈夫。如果我的人生是由很多句子组成的，那我已经从每个句子的主语，变成了直接的宾语。
面对死亡，很多决定都显得迫在眉睫，没有退路，容不得一点优柔寡断。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是人生意义的基石，那么生儿育女就为这个意义增添了新的维度。
露西和我都觉得，生活绝不是要一味地躲避痛苦。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多年来与死亡并肩而行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轻易的死亡有时候并非最好的结局。
那个周末，有个当地斯坦福神经外科毕业生的聚会，我很期待，因为又有机会寻找一下过去的那个自己了。然而，去了现场才发现，两相比较之下，自己现在的生活显得更不可思议了。我周围这些人，身上洋溢着自信与抱负的气息，他们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我的那些前辈则展现着我再也不敢去想的未来：年轻有为，拿各种大奖，升职加薪，乔迁新居。
没人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倒是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什么打算也没有。我现在走路倒是不用拐杖了，但人生的前路仍然像瘫痪病人一样，充满不确定：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继续走在人生之路上呢，能走多久？继续做一个病人，搞科研，当老师？做生物伦理学家？像艾玛说的那样，再次回到神经外科？在家当奶爸？写东西？我能够，或者说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做医生的时候，我也略略体会到那些因为一场病改变一生的病人面对着什么，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我非常希望和他们携手去探索。
绝症，对于一个想要理解死亡的年轻人，难道不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吗？还有什么，是比亲身体验更好的理解方法呢？但我之前根本无从知晓，这有多么艰难；我需要去跋涉、探寻与摸索多少艰难险阻。
我一直觉得，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生命旅程畅通无阻。根本没想到，我自己的死亡之旅，是如此混乱，如此没有方向。我回想更年轻的自己，胸怀大志，要将“人类尚未产生的道德良知锻造进自己的灵魂”；现在，我审视自己的灵魂，才发现锻造的工具太脆弱，锻造的火焰太微弱，就连锻造自己那点小小的良知都有限。
自己的死亡，是一片毫无特点可言的荒原，我迷失其中，科学研究、细胞分子与无穷无尽的生存数据曲线，都无法指引前进的方向。于是我又转而求助于文学：索尔仁尼琴50 的《癌病房》，B.S.约翰逊51 的《不幸的人》，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内格尔52 的《心灵与宇宙》，还有伍尔夫、卡夫卡、蒙田、弗罗斯特、格雷维尔等人的作品以及癌症病人的回忆录。无论是谁，只要写的东西与死亡有关，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寻找那些能够把死亡及其意义解释清楚的字字句句。我要从中开辟一条路，好为自己下个定义；我要在其中探索方向，好继续缓步向前。我“有幸”能亲身体验死亡，所以之前觉得不必再求助文学与学术著作，然而，现在我发现，要理解自己这种直接的体验，还需要将其放回到语言文字之中。海明威也描述过类似的经历：获得丰富的体验，然后退避三舍进行深思，接着将体验付诸文字。我也需要借助这些字字句句，才能前进。
所以，在这段难熬的时光，是文学让我重获新生。
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露西和我才去爬过山，整个硅谷尽收眼底，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地标，很多建筑上的名字都标示着上一代的生物医学和技术革新，我要是想去，随便哪一家都可以。
手术前一晚，我熟读各种手术教科书，复习解剖图和手术步骤。
每天晚上回到家，我会赶紧吞下一把止痛片，然后上床，在露西身边躺下。
接着，我去见艾玛，谈论宏观意义上的生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走向。我说起亨利·亚当斯54 ，他曾比较过内燃机带来的科学力量，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存在带来的力量。
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感觉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你可能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宝贵的时间要投入到神经外科的工作中，但两个月以后，你的想法又会有所改变。再过两个月，你可能就想去吹吹萨克斯，然后每天去教堂，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死亡也许只是一生一次的短暂事件，但与绝症共存则是个长期的过程。
要是我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还剩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许会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诉我，还剩三个月，那我就全部用来陪家人；还剩一年，我可能会写一本书；还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伤。“活在当下”这种真理对我根本没有帮助：我这当下到底该怎么活啊？
二月份，我飞去威斯康星参加工作面试。他们的一切条件都正合我心：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供我开设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领导自己的临床医学团队；工作时间和内容都灵活，根据我的健康情况而定；终身教授职位；对露西也有很优厚的工作安排；高薪、美景、田园牧歌般的城市、完美的老板。
癌症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生的规划打算。
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个成功的神经科学家，后来他认识到，神经科学还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满足他在了解心灵和思想方面真正的抱负，于是丢开显微镜，另起炉灶。
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解决了严重的健康危机，病人醒来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后出院了，病人和家属继续生活，但事情永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医生的话能安抚人心，就像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能减缓大脑的疾病。然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与后续的发病率，还是需要继续去克服，去缠斗。
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
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
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
没有任何思想体系能够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体验。
最典型的无神论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59 的著作《权力与荣耀》里的中尉，他的无神论，来自于“上帝不在”的天启。
从善没有尽头：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标，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最终能看到的，都只不过是生命的局部。医生看到一个方面，病人看到另一个方面，工程师、经济学家、潜水采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线电视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师……看到的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人能完全包揽人类所有的认知。认知产生于我们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完整全面。
“可是在我背后的冷风中，我听见/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声从耳边传到耳边。”
我切除他脑内的肿瘤后，R先生开始显露出一系列行为缺陷：读写能力缺失，说不出每根手指的具体名字，不会算数，分不清左右。这种事我之前只碰到过一次，还是八年前做医学生，刚刚进入神经外科实习时跟过的一个病例。
不过R先生正在好转：他的语言能力几乎已经恢复正常，算数能力也只是有一点点偏差。他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大。
我播放了巴萨诺瓦风格的经典专辑《不老的传说》64 ，萨克斯柔和而又铿锵的演奏响彻整个手术室。
过了一会儿，我出了手术室，收拾好七年来用的所有东西——一些为通宵工作准备的备用衣服、牙刷、几条肥皂、手机充电器、零食、我的头骨模型和一系列神经外科的书，诸如此类。
要是你想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别回神经外科了。但别单纯因为你病了就不干了。和一个星期前相比，你的病情并没有加重。这一路上的确有些颠簸，但你还是可以维持现有生活轨道的。
我再一次走上了从医生到病人的轨道，从行动者变成被动者，从主语变成了直接宾语。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轨道一帆风顺地前进着。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为行动决定的。
《李尔王》65 中的葛罗斯特伯爵埋怨过，说人类的命运之于神明，正如“苍蝇之于顽童”。
现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这是个更古老的世界，人类的行动在超人类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很高兴咱们可以一起制订你的医疗计划，因为你是个医生，你什么都懂，而且这也是你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让我单独来做你的医生了，我也是很乐意的。
化疗的混合药物需要四个半小时才能全部输完。整个过程中，我要么打盹，要么读书，有时候又百无聊赖地看着身边的露西和妈妈，偶尔聊两句，打破沉默。
第二天我就有反应了。非常强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无力。本来特别能唤起愉悦感的进食，对我来说就像喝海水一样折磨。突然间，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变咸了。
神经外科认为我无论从国家标准还是地方标准来说，都已经符合毕业的条件。
我回想起医学院时期遇到的一个病人，她说自己去医生那儿看病，都会穿最贵的袜子。这样等她换上病号服，不穿鞋的时候，医生也能看到她的袜子，知道她是个体面人，会以很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她。
因为脱水，我的软腭和咽头都有部分坏死，从我嘴里脱落出来。
哒密阿塔：小船欢欣地响应
那熟于使帆和摇桨的手
海是平静的，你的心灵受到邀请
会欢快地响应，听命于
那节制的手
注: 阅读艾略特的《荒原》
我从间歇性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头脑清醒地面对这个世界，但身体却油尽灯枯。我能看到自己皮囊之下瘦骨嶙峋，像行走的X光片。回到家，光是抬头挺胸就让我劳累至极。要使出双手的力量才能拿起一杯水。看书？根本不可能。
注: 病痛之后，是什么都不能做，健康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每天要关注健康。
我用头靠着墙，因为脖子上的肌肉松松垮垮，已经难以支撑。我脑子里一团糟，如坠云里雾里。我又需要她变成那个“神谕家”了，需要她再次占卜预言，获知生命的秘密：不管是听取鸟语，还是观察星图；不管是探测突变基因，还是研究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你至少还有五年好活。”她说。
与其说她在告知我，不如说是在恳求我。此时此刻她不是医生，只是个普通人，对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这些的力量和命运。我们面对面，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前者对后者绝对的权威和把控，有时候呢，就像现在，只是两个凑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个正面对着死亡的深渊。
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的。
她们用毯子把她裹好，递给我。我一只手臂感受着这新生命的重量，另一只手与露西十指紧扣，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
展望无限广阔的未来，我看到的不是寂静无人的空荡荒原，而是更简单纯粹的东西：一页我将继续书写的白纸。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迪像朵小花般慢慢绽放：第一次抓握，第一个微笑，第一声大笑。她的儿科医生定期用图表记录她的成长，在那些表明她逐渐长大的指标前画勾。她周身散发着一种崭新的光明。
最明显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行动的冲动，“最充分地享受生活”，去旅行，去大快朵颐，去把握那些曾经忽略的梦想。然而，癌症的一个残酷之处，就是这种病不仅限制了你的时间，还限制了你的精力，极大地减少了你一天里能做的事情，就像一只疲惫的兔子在赛跑。不过，即便我有这个精力，我也更希望像一只乌龟，深思熟虑，稳步踏实地向前。有些时候，我只是单纯地在坚持而已。
如果一个人高速行动时，时间会膨胀，那要是几乎一动不动，时间会收缩吗？一定会的吧：现在，每一天似乎都缩短了很多。
一天天过得千篇一律，时间似乎也静止了。英语中，“time”这个词的意思多种多样：“现在的时间是两点四十五”，“我这段时间过得不太好”。对于现在的我，与其说时间是时钟的嘀嗒作响，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疲惫成为稳定的常态，反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做医生的时候，在手术室全神贯注地治疗病人，对指针的走动也许的确没有感觉和概念，但从没觉得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现在，每天的一分一秒都变得毫无意义，每一天整体来看也好不到哪儿去。医学院的培训非常残酷无情，完全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直都给人未知的满足。你会一直思考，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然而，现在的我，完全看不到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已经去世，也许没有。也许恢复了健康。也许在从事文学创作。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花时间去思考未来似乎没什么用处，只要想想午饭吃什么就好了。
说话时的措辞也变得混乱起来。怎么说才对呢？“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曾经是一个外科医生”？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说过，人真正的生命是在头二十年，剩下的不过是对过去日子的反射。那我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态之中？我是不是已经过完了现在时态，进入了过去完成时？将来时态似乎一片空白，用别人的话来说，就是“说不准”。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金钱、地位，这一切的虚荣浮华，都像《传道书》69 里对其毫无兴趣的传道者所说的：不过是捕风而已。
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卡迪。但愿我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我们给她的昵称。这个小婴儿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别微小的可能，很快将成为过去。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露西·卡拉尼什
爱人啊，你留给我两份遗产——
一份是爱情
若将其献给神圣的上帝
他也必然会满意
另一份是无边的痛苦
它像大海那样广阔无垠
在永恒与稍纵即逝之间
在你的思想意识与我之间
——艾米莉·狄金森
几个月来，保罗的体力日益下降，就算头上悬着痛苦的愁云惨雾，我们仍然继续享受着开心快乐的每一刻。我们举办温馨的晚餐聚会，晚上互相拥抱偎依，凝视着女儿闪亮的双眸，欣赏她与生俱来的平静，感到由衷的快慰。当然，保罗一直坚持写作，他斜倚在轮椅中，身上包裹着一条温暖的羊毛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全神贯注，完成了这本书。
就连我计算好热量打的果蔬汁，以前是他最爱喝的，现在都提不起胃口了。
我们和保罗的肿瘤医生一起制定策略，列出了保罗的当务之急：尽量保持精神敏锐度，有多久算多久。
我努力让自己坚强，但还是免不了心如刀割，想着他有多么痛苦，担心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和他十指紧扣时，我会幻想他的葬礼。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保罗只剩下几天时间了。
我拒绝了所有家人以外的探望，保罗的世界变小了，但他告诉我：“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就算我不见他们，也是爱着他们的。我珍惜与他们的友谊，少喝一杯酒也不会改变什么。”
保罗的肿瘤医生叫我每天都给他录像，让他做同样的事，观察他的语言或体态有没有出现缺陷。“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那个周六，保罗在客厅大声朗读，我在一旁录像。他选择了艾略特的《荒原》——“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他还超额完成任务，把书背面向上放在膝头，坚持进行背诵。大家都被逗笑了。
周日晚上，保罗的病情突然恶化。他坐在床边，呼吸很困难，真是让人心惊肉跳。我叫了救护车，这次，保罗是躺在轮床上进的急救室，他的父母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保罗转头看着我，低语道：“也许这就是结束了。”
保罗一觉睡到日出时分，他父亲一直坐在旁边守着。我到旁边的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希望自己在精神上不要垮掉。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也许就是我人生最艰难的一天。
有没有可能把这里变成家呢？在BiPAP呼吸的间隙，他给出了答案：“卡迪。”
“他不想接受只是保命的治疗，”我说，“如果他还能度过一些有意义的时光，他想把面罩摘下来，好好抱抱卡迪。”
一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保罗做了决定后，我们抓紧珍贵的分分秒秒，表达了我们的爱与尊重。
二十二个月以前，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另一层楼的一张病床上相拥而泣过，当时保罗刚刚被确诊癌症。八个月以前，也是在这家医院，我们一起躺在我的病床上。卡迪出生了。
我想起家中那张空空如也的舒服的床，想起十二年前在纽黑文与保罗坠入爱河。那时我特别惊讶，两个人的身体四肢竟然如此契合，从那时起，我们都是互相拥抱时睡得最好。我用自己拥有的一切祈祷，愿他此刻也感受到和我一样的舒适与安心。
九个多小时，保罗的父母、兄弟、弟妹、女儿和我，我们这些家人全都围坐在身边，看顾着不省人事的他。他的昏迷愈发加深，偶尔呼吸一两下，眼睑紧闭，脸上是如释重负的表情。他长长的手指温柔地盖在我手上，保罗的父母先是把卡迪放在摇篮里，接着又把她安放在病床上，摇摇她，哄哄她，让她甜甜地入睡。病房里弥漫着浓浓的爱，就像多年来一家人团聚的很多节日与周末。我抚摸着保罗的头发，低语着：“你是个勇敢的圣骑士。”“圣骑士”是我对他的昵称。接着我在他耳边安静地唱着一首歌谣，是我俩过去几个月来一起编的，旋律简单，朗朗上口，中心思想就是“谢谢你爱我”。关系很近的表亲和叔叔也来了医院，接着我们的牧师赶到了。一家人分享着特别有爱的趣事和只有彼此才懂的笑话。接着我们相继哭起来，忧心忡忡地端详保罗和彼此的脸。我们沉浸在此时此刻的珍贵与痛苦中，这是与保罗最后的团聚时光。
温暖的夕阳从病房西北向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保罗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安静。卡迪的睡觉时间快到了，她举着胖胖的小拳头揉揉眼睛。一个朋友到医院来把她送回家。我把她的脸颊凑到保罗的脸颊前。父女俩有着一模一样的深色头发，都是这里一簇那里一簇地歪斜着。保罗的面庞平静安详，卡迪有些古怪地做着鬼脸，但也很平静。他所深爱的宝贝完全想不到，这一刻就是永别。我轻轻唱起卡迪的安眠曲，不仅是对女儿，也是对保罗。接着我松手把卡迪交给朋友。
夜幕降临，病房暗下来，一盏低低的壁灯发出温暖的光。保罗的呼吸更为缓慢艰难，没有节奏。他的整个身体都很平静，四肢也放松了。快到九点的时候，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合上双眼。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这是他最后一次呼吸。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呼吸化为空气》是一本未完成的书，主要是因为保罗的病情急剧恶化了。但这种未完成，恰恰也是本书真意的一部分，反映了保罗面临的现实状况。生命的最后一年，保罗笔耕不辍，完成此书成为他活着的目的，所剩无多的时日也催促他抓紧时间。他还在担任神经外科住院总医生时就开始写了，常常午夜时分文思如泉涌，就在床上我的身边打开笔记本电脑，轻轻敲击键盘；后来，他利用躺椅上的午后时光写作；在肿瘤医生的候诊室里也不忘写个几段；化疗输液时就接编辑的电话，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他那个银色的笔记本电脑。后来，因为化疗，他的指尖出现了龟裂现象，很痛，我们就找了镶着银边的无缝手套，好让他继续使用触摸板和键盘。癌症的恶化带来令人痛苦万分的疲惫感，但他还是采取了一些策略，保持头脑清醒，继续写作。这也是他缓和医疗的重点。他决心坚定，一直坚持
他所做的远不止为大家描述一路的状况，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勇敢地在这险境中跋山涉水。
他的大半生都在反复思考如何度过充满意义的一生，而这本书也对这个核心领域进行了探索。“预言者总是发言者，”爱默生写道，“他的梦总会以某种方法公之于众，他总会用肃穆的喜悦将其昭告天下。”
他被诊断出癌症，就像一把胡桃夹子夹破了我们婚姻中坚硬的隔阂，让我们重新回到那充满营养的柔软内核之中。我们彼此支撑依赖，只求他的身体安好，两人的精神不倒，我们以完全坦诚的爱相濡以沫。
我们其实是明白了，直面绝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爱——袒露自己的脆弱，满怀善良、慷慨与感恩。他被确诊后的几个月，我们并排站在教堂的一排座位前，一起唱着赞美诗《仆从之歌》。对于共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与痛苦的我们来说，歌词充满了振聋发聩的意义：“我将分享你的喜乐与伤悲/直到这一路携手共度。”
他努力努力再努力，就是要保障我的未来，不遗余力地确保我能继续好好生活，不用担心财务问题，安心工作奔事业，并享受一个母亲的天伦之乐。
与此同时，我也努力努力再努力，确保他此时此刻和剩下的时日能过得尽可能地好。
我还支持他的抱负和梦想，在灯光昏暗、安全感满满的卧室里与他拥抱，听他低声倾诉自己的恐惧，见证他的努力，肯定他的勇气，接受眼前的现实，抚慰他的情绪。我们恢复了医学生时代的形影不离，那时候我们连听课都手拉着手。现在，做完化疗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们也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手拉着手。即使天气转暖，保罗仍然穿着厚厚的冬大衣，戴着帽子。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孤零零一个人，永远不会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我们待在家里，躺在床上。我问他：“我像这样把头靠在你胸上，你呼吸没问题吧？”他回答：“只有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呼吸。”保罗和我在彼此的生命中都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佑之一。
得知儿子罹患绝症，保罗的父母当然震惊而痛苦，但仍然给予了我们坚定的抚慰和安全感。他们在我们家附近租了间公寓，经常来探望。
那些美好的午后，我们家的客厅就像个安宁的小村庄。后来，也是在同一个房间，保罗坐在写字椅上，抱着卡迪，大声朗读罗伯特·弗罗斯特、艾略特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我则忙着拍照。这些简单轻松的时刻洋溢着美好与福佑，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好运，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运气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幸运，充满感恩，为我们的家人，为朋友的陪伴，为一生的机遇，为我们的女儿，为我们在关键时刻都能给予对方绝对的信任和接受。
他坦然真诚，自己本来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在时间与空间中，我们都有着不同的自我。
保罗的幽默感，他是个很调皮很有趣的人；还有他的体贴和温柔，他对朋友家人的重视。
说心里话，我最想念的那个保罗，竟然不是与我初坠爱河、风度翩翩、身强体健的保罗，而是生命最后一年那个全神贯注、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男人，是那个写下这本书的保罗——身体病弱，但精神不倒。
好消息是，我已经比勃朗特三姐妹中的两个73 ，还有济慈74 和斯蒂芬·克莱恩75 都活得长了。坏消息是，我还什么都没写呢。
保罗对于自己死后肉身的去向并不在意，让我们代表他做决定。我想我们这个选择还不错。保罗的坟茔朝西，越过大约八公里翠绿的山巅，与大海遥遥相望。他周围的山丘野草丛生，针叶树木繁茂，黄色大戟属漫山遍野。在坟前坐下，你能听到风在吹拂，鸟在啁啾，还有花栗鼠窸窸窣窣匆忙的脚步。
我常常去看他，拿着一小瓶马德拉群岛产的酒。我俩是在那里度的蜜月。每次我都会倒一点在草地上给保罗喝。
我给他带去各种各样的鲜花，郁金香、百合、康乃馨……常常在下次去的时候发现花头都被小鹿吃了。这些花儿真是物尽其用，太棒了，保罗对此也应该是乐见的。周围的土地很快被虫儿翻了一遍，自然的进程一刻不停，让我想起保罗过去的所见，也是如今深入我骨髓的记忆：生与死，谁都逃不掉，看不透，但我们有适应和处理的能力；就算无法掌控，也能因为对生与死的探寻，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保罗的遭遇令人悲伤，但他自己，却不是一个悲剧。
我本以为，保罗去世后，我只会觉得空虚和心碎，却从未想过即使一个人去了，你还是能够一如既往地爱他；从未想过我会在强烈的悲伤之余，一直感受到浓烈的爱意与感恩。有时悲伤很沉重，压得我浑身颤抖，呻吟呜咽。保罗走了，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强烈地思念他。但不知怎么，我还是感觉仍然在过着两人一起创造的人生。“丧亲之痛并不能阻断婚姻之爱，”C.S.刘易斯76 曾经写道，“这只是婚姻中必经的阶段——就像蜜月。这个阶段的婚姻，也要诚心诚意，好好经营。”
如今他虽死去，这本书却成为帮助别人的新渠道，也只有他能做出这样的贡献。这当然没有减轻我们失去他的痛苦。但在奋笔疾书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你永远无法到达完美的境地，但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和追求，你能看见那无限接近完美的渐进曲线。”写作这本书对那时的他来说，实在是很艰巨、很辛苦的工作，但他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上天赐予他这样的生命，他就用这样的生命创造出丰硕的成果。《当呼吸化为空气》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作品。
保罗去世后两天，我写了一篇名为“致卡迪”的日记：“一个人死去时，大家都会说好话赞颂他。那你要记住，人们现在所说的关于你爸爸的好话，都千真万确。他真的那么好，那么勇敢。”回想他人生的意义，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首衍生于《朝圣者的行进》的赞美诗：“谁是真正的勇士/请他来到近前……/一切虚妄过眼/他会在意他人所言/他会昼夜不停劳作/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
巴萨诺瓦（Bossa Nova）意为一种新的节奏，一种无拘无束且极富创意的音乐。《不老的传说》（Getz/Gilberto）是巴萨诺瓦风格最为经典和畅销的唱片之一。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诗人，被视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
本文出自 个人生活数据分享，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及相应链接。
本文永久链接: http://sikaoa.com/2017/06/25/11407
